
表1:义乌市EPI疫苗推荐的免疫计划
于胡*1水营罗2林桥娄2张张1钱丽1
1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3399号,310051*通讯作者:浙江省杭州滨江区比盛路3399号浙江省免疫预防研究所,浙江省杭州滨江区比盛路3399号电话:+ 86-571-8711-5169;电子邮件:husix@163.com
背景:流动母亲的知识、态度和行为(KAP)是儿童疫苗接种状况的预测因子。母亲是儿童健康的主要决策者。本研究旨在编制一份可靠、有效的流动人口母亲免疫KAP调查问卷。
方法:根据本研究的目的,使用由所有合著者编制的问卷对移民母亲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Cronbachα系数评估内部一致性。使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评估重测信度。结构效度为通过已知的群体有效性技术确定婴儿死亡率。Kruskal-Wallis和Mann-Whitney检验用于检验具有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移民母亲的免疫KAP差异。
结果:知识得分为7.8±1.4分,态度得分为7.2±2.2分,实践得分为6.2±2.3分。KAP项目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1、0.755、0.783。复试信度表现出满意的信度,Spearman秩相关系数值为0.817。有“完全免疫”儿童的流动母亲的KAP得分高于没有免疫的母亲,表明具有良好的construct validity。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数、最近持续生活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流动母亲免疫KAP显著相关。
结论: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较好,可用于义乌市流动人口母亲免疫接种KAP的测量,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免疫接种;问卷调查;知识;态度;实践
人们认为预防疾病总是比治疗更经济、更有效。由于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控制了疫苗可预防疾病(VPDs),免疫已被证明是预防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儿童vpd的根除、消除和显著减少,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都是疫苗接种成功的突出例子。以前的报告指出,接种疫苗每年可以挽救300万儿童的生命,但仍有300万人死于VPDs[3]。此外,免疫接种的优势包括预防抗生素耐药性和生物恐怖主义、增强妇女权能、安全旅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和平、卫生公平以及延长预期寿命。
在中国,扩大免疫规划(EPI)于1978年引入了4种疫苗,目前继续使用10种疫苗(表1)。所有这些疫苗都由中国中央政府出资,在全国各地的免疫诊所免费提供。最佳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是促成免疫接种成功和儿童健康状况良好的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在移民儿童中,疫苗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已明确报道在各种环境下流动儿童的覆盖率和依从性较低[5-12]。流动儿童接种覆盖率高的主要障碍包括缺乏疫苗接种知识或信息、对疫苗接种认识较差或态度消极、媒体或互联网对疫苗安全问题的误解或谣言。这些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麻疹疫情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疫苗接种率低被确定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母亲是子女健康的主要决策者,母亲对疫苗接种的知识、态度和做法(KAP)对儿童免疫接种状况[13]有显著影响。因此,有必要评估母亲的疫苗接种KAP,以提高儿童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及时性和完整性。
表1:义乌市EPI疫苗推荐的免疫计划
1.制定一份评估免疫KAP信度和效度的问卷;
2.利用该问卷确定母亲对免疫的KAP与其子女的免疫接种状况之间的关系;
3.评估移徙母亲KAP跨越社会渗塑特征的差异。
该问卷是由所有共同作者在广泛的文献搜索后开发的,它妥协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父母的社会人口学数据,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关于知识的问题,五个关于态度的问题,五个关于实践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是/否/不知道”的回答形式。第三部分为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情况,由母亲保管的免疫记录册或免疫诊所的免疫信息系统获取。没有任何书面预防接种证明的儿童被归类为未接种疫苗。
对问卷进行了初步测试。20名移民母亲(未纳入最终分析)在义乌,完成了问卷调查并对问题进行了评论。研究人员对这些评论进行了讨论,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完成了疫苗接种KAP问卷的最终版本,并为有效性和可靠性研究做好了准备。
“外来人口”是指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居住,但没有当前居住地址的当地户口的人;而“户籍人口”是指那些居住在家乡并拥有当地户口的人。在义乌居住且有1-4岁子女(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出生)的流动母亲。子女年龄在1岁以下或>4岁以下,或居住在义乌以外的流动母亲除外。
本研究采用上述调查问卷,于2014年在中国东部浙江省义乌市进行。义乌有13个镇,面积1105.5平方公里,人口190万(2014年普查)。义乌以小商品贸易和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而闻名,吸引了近100万来自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移民。我们从义乌市统计局收集了13个镇的人口统计数据。选取流动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村庄或社区作为调查地点,共选取57个村庄和社区。本研究的抽样程序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整群抽样技术[14]。样本量的确定依据如下参数:期望精密度为5%,假设KAP免疫正确/阳性反应率为85%,显著性水平为0.05,设计效应水平为2。最后,我们确定57个样本群中每个样本群有7名合格的移民母亲作为我们的样本量。
我们从当地行政办公室得到了每个调查地点的住户名单,并使用随机数选择了第一户作为调查对象。在调查了第一个合格的移民母亲和她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后,我们继续选择位于前一个母亲右侧的后续照顾者,直到每个调查地点的7个合格的移民母亲被访问。如果一个家庭中有超过一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则检查其生日最接近当天的儿童的疫苗接种状况。
为了评估该问卷的可靠性,我们计算了内部一致性可靠性测试的克朗巴赫值。通过在一周后要求五组目标母亲(总共35名母亲)的一个亚组完成第二份问卷,评估测试-再测试信度。通过探讨母亲的KAP与其子女接种状况之间的关系,确定问卷的结构效度。我们使用“完全免疫”和“未完全免疫”作为衡量疫苗接种状况的指标,“完全免疫”被定义为在调查时间(最新和非最新)根据年龄接受所有推荐疫苗(剂量)的移民儿童。
通过描述性分析,给出了流动母亲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7岁以下子女数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百分比。kapap问题的得分是这样定义的:每一个正确/积极的回答给一分,错误/消极的回答或没有回答给零分。分别计算免疫知识总分、免疫态度总分和免疫实践总分的平均数、中位数和标准差。这些总分作为连续变量处理,这些分数的范围从0到5。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信度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和正确/正相关。采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获得重测信度。采用Mann-Whitney检验,通过疫苗接种状况、总知识得分、总态度得分和总实践得分的关联来评估已知组效度。采用Kruskal-Wallis和Mann-Whitney检验检验非参数分布组间的差异。
本研究获得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样本中的所有母亲都阅读了一封介绍信,信中描述了这项研究的目的和完成问卷所需的时间,并收到了参与的书面知情同意。一旦决定参加,他们就会在这封求职信上签名。
本研究共调查了412名子女为1 ~ 4岁的农民工母亲。我们发现68.2%的受访母亲年龄在30岁以下,其中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占绝大多数(93.0%)。在所有母亲中,有330人(80%)有工作。其中241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我们发现58.5%的受访母亲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只有36.2%的母亲在调查地点生活超过1年。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28美元的比例为16.5%(表2)。
表2:义乌1 - 4年代患者的调查母亲的社会人口特征
知识总分、态度总分、练习总分的均值±SD分别为7.8±1.4、7.2±2.2、6.2±2.3。5个知识问题、5个态度问题和5个实践问题的内部一致性被确定,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1、0.755和0.783,说明所有工具的信度最优。(表3)总结了知识、态度和实践各5个问题的正确/正项-总相关关系。5个调查地点流动母亲的间隔为1周的重测信度均较满意,Spearman秩相关系数值为0.817,P<0.001。
表3:免疫,态度和实践规模的每五个问题的可靠性测试
流动儿童“完全免疫”状况与流动儿童总知识得分、总态度得分和总实践得分显著相关。“完全免疫”儿童的流动母亲的知识、态度和实践得分高于“未完全免疫”儿童的母亲,表明其具有良好的construct validity(表4)。
表4: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状况与KAP总分的关系
母亲知识总分与态度总分(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0.416,P= 0.039)、行为总分(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0.339,P=0.028)存在显著相关。同样,我们也发现总态度得分与总练习得分显著相关(Spearman秩相关系数0.461,P=0.047)。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移民母亲在免疫知识、态度和实践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母亲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数、干预点最近持续生活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表5)。
表5:流动母亲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总KAP得分差异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编制一份涵盖流动母亲免疫接种知识认知主要方面的可靠有效问卷,为进一步研究流动母亲免疫接种知识认知与其子女免疫接种状况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虽然我们之前对流动母亲进行过免疫接种的KAP调查,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测试。其他国家已经开发了许多评估免疫KAP的工具或问卷[15-20],但在解释使用这些工具或问卷的调查结果时应谨慎。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决定因素可能影响母亲对免疫的KAP,如不同的社会人口特征或文化信仰。
本研究问卷在免疫知识、态度和实践方面均表现出最佳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超过了最小α-系数0.70)。这些发现与类似的测试重测信度结果相呼应。已知组效度评估结果显示,已完全免疫的流动儿童母亲的KAP水平显著高于未完全免疫的流动儿童母亲。这些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效度。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流动母亲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如何影响其子女的免疫接种状况。
研究发现农民工母亲的知识水平、态度水平和实践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国内外以往的报告一致,这些报告表明,具备足够免疫知识的母亲对免疫接种也有积极的态度和做法[8,21-25]。30岁或以上且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流动母亲的免疫KAP评分明显高于年轻母亲或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这些结果与既往报道一致[26-29],这可能是由于母亲年龄较大或育有一个以上子女的母亲对疫苗接种服务的生活经验更多,对疫苗接种政策的了解更深入。本研究发现,与美国[30]的一项研究一样,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在免疫方面的KAP水平越高。我们推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对儿童健康的认识越高,对疫苗接种政策的理解也越容易。我们还发现,有职业、月收入和家庭子女数等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母亲,其免疫KAP水平较高。Bobo的一项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较低、收入较低、孩子较多的母亲,往往会使孩子免疫不足。这些结果表明,稳定的职业或良好的收入使家庭摆脱了为生存而苦苦寻找工作的困境,这鼓励母亲更加注意为子女接种疫苗。因此,值得关注的是,学龄前儿童数量较多、收入较低的家庭可能存在更大的免疫错误风险。 We found that the duration of continuous living investigation sites could affect the mothers’ KAP level on immunization. It probably reflected that recent and settled migrant mother had a different awareness and access to vaccination service [32], although the availability of vaccination services was equal and these migrant mothers lived in the same area.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speculated the new migrant mothers would face with the challenge to adapt the new living and socialcultural circumstances while the settled migrants were familiar with these environment and were better able to avail themselves of vaccination service. This phenomenon was also found in other public health service, such as post-natal visits [33].
对移民母亲的免疫KAP状况进行监测有助于免疫政策制定者设计或改进关于免疫的健康教育和社会动员战略。那些母亲的免疫KAP水平不理想的移民儿童必须被视为维持或改进免疫接种的关键群体通过有效干预措施覆盖,如覆盖每个地区(RED)、外展疫苗接种服务和健康教育[34-36]。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是,样品小于先前报告中的样品,我们的研究结果无法概括到未包括本研究的移民母亲。因此,结果需要在研究限制的范围内解释。
本研究发现,发达的问卷是评估义乌的移民母亲免疫KAP水平的可靠和有效的工具。该问卷应在未来的移民免疫KAP研究中使用,并允许更好地了解移民母亲和儿童接种状态的免疫kap之间的关联。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我们要感谢义乌卫生局的大力支持,相关社区领导的不断帮助。同时感谢义乌市疾控中心开展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的所有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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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研究文章
引用:[胡宇,罗淑英,娄林桥,张兵,李倩(2016)流动母亲免疫知识、态度与实践:问卷调查与现场应用。国际J疫苗免疫2(1):doi http://dx.doi.org/10.16966/2470-994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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